传统中国法律的文学表达_文史_中国西藏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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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之际的评点家金圣叹,将“以文运事”和“因文惹事”视为区别史书与小说的一大准则。不过,咱们也不要忽视史书与小说之间存在的某些共性。对史书来讲,依据现实“核算出一篇文字来”,当然是史家有必要遵从的准则,可是,怎么“核算”这篇文字,必然触及现实的取舍或取舍,这难免会掺入史家的片面考量和价值判别。就小说而言,即使“削高补低都由”作家自行裁夺,但是这种操作,绝不或许脱离其时的社会文明语境。这意味着,作家的幻想和虚拟,唯有在特定语境中方有或许,也才显得合符道理,然后被读者所承受。文学既能够据实叙事,亦能够言志抒发;而言志抒发的文学,则能够成为研讨思维史、情感史等的材料。据此,扼杀文史之间的差异当然不当,否定文学著作的史料价值相同不当。  传统我国文学的史料价值,或可归纳如下:(1)根据“文史互证”的研讨取径,在某种程度上,能够将文学著作作为史料来使用;(2)把文学著作当作思维史、观念史、情感史、心态史、文明史的材料来运用;(3)除掉文学著作的修辞成分和虚拟情节,或可取得表达现实真相的材料。这一归纳,亦相同适用于研讨传统我国的法令与文学。  研讨古典我国法令与文学的学者和论著,可分为两大阵营:  一是文学史家之研讨,如黄岩柏《我国公案小说史》、孟犁野《我国公案小说艺术发展史》、孙楷第《包公案与包公案故事》、朱万曙《包公故事源流考述》、李永平《包公文学及其传达》等。这类研讨,重视考订公案文学的文献和故事的源流,评论和剖析公案文学的艺术特征,但却较少重视法令问题,可谓文学研讨,而非法学研讨。  二是法令学者之研讨,如徐忠明《包公故事:一个调查我国法令文明的视角》《众声喧闹:明清法令文明的复调叙事》,郭建《戒石铭与皮场庙》《金龙难娶玉堂春》,霍存福《汉言语的法文明透视》,孙旭《明代文言小说法令材料研讨》,苏力《法令与文学:以传统我国戏剧为材料》,何志鹏、李龙等《古典名著中的次序隐喻》等。这类论著,更多重视文学著作叙说的法令与法理,而对文本和故事的来龙去脉,则不甚措意。  上述的介绍,虽然挂一漏万,但已有满意的代表性,根本上表现了传统我国法令与文学研讨的材料、问题与办法的归纳。下面,再来勾勒此一研讨的内容和特征。  其一,调查诗词、小说、戏剧等文学著作表达的法令常识和法令观念,可谓狭义的法令与文学研讨。作为我国前期诗篇总集的《诗经》,既是诗,也是经;而在“六经皆史”的含义上说,《诗经》仍是史。在议论民事细故诉讼时,古人往往以“鼠牙雀角”来描述,这一说法最早见于《诗经·行露》;今人在议论“送法下乡”时,则会说到《甘棠》。对这两首诗的法令意蕴,王元明《从〈诗经·召南·行露〉一诗看周代的诉讼》、徐忠明《从〈诗经·甘棠〉事志考释到送法下乡》、龚汝富《明清讼学研讨》等,皆有剖析和解说。朱珺的硕士论文《唐诗中的唐代司法文明》,以《全唐诗》和敦煌文学录入的唐诗为材料,调查了唐代士大夫的司法观念和司法抱负,以及他们对司法现状的观点和情绪。使用叙说风俗、风俗等当地文明特征的竹枝词,徐忠明撰写了《雅俗之间:清代竹枝词的法令文明解说》,剖析了竹枝词所反映的清代民众的诉讼情绪等问题。不消说,对传统我国诗词与法令的研讨,现在还显得比较琐细,相关文献尚待收拾,而在此基础上的系统研讨更有待进一步打开。  相对而言,传统我国的法令与文学研讨,以小说和戏剧为重心。对这类著作的研讨,不只学术效果多,并且剖析也比较深化。归纳起来,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:(1)采纳“文史互证”的研讨进路,考辨文学著作叙说的法令与实践行用的律例、习气、契约文书、司法文书之间的异同。比方,公案小说叙说的实体法和程序法,与其时实践行用的法令规定是否共同;又如,契约文书、司法文书的写作格局、修辞技巧和根本内容,与其时实践行用的同类文书是否相符。实践上,某些公案小说,比方明代《新民公案》的撰写格局,与其时盛行的讼师秘本和日用类书,可谓根本相同,它们都由告词、诉词、判词这三种文书所组成。经过这样的剖析,还能够进一步调查传统我国法令常识的生产者、传达者、承受者,以及传达途径、承受办法与遍及程度。(2)运用文明史、观念史、心态史的研讨办法,剖析公案文学表达的法令观念和法令心态。例如,关于我国前史上的“清官崇奉”,经过细心整理经八百年之久不断添附、孳乳出来的各种包公故事,即可探知作为前史人物的包拯,是怎么在绵长的前史进程中被各种文学著作层累形塑成清官之模范、法令之神明的,胡适将其称为我国式的福尔摩斯。而在清官崇奉的背面,则蕴含着“清正廉明”“不畏权贵”和“为民请命”等要素。在这些故事中,还叙说了我国古人的正义观念、司法抱负、申冤战略、惧讼心态,等等。(3)选用法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的研讨办法,调查文学著作呈现的法理、法令次序、司法结构与运作实践的特征。苏力的《法令与文学》一书,旨在用社会科学的办法和理论来剖析公案戏剧叙说的准则含义、戏剧人物的行为战略,等等。例如,在剖析导致窦娥冤狱的原因时,苏力从依据与科技之间的联系切入,来解说刑讯逼供的问题。  其二,调查文字言语承载的法令常识,可谓广义的法令与文学研讨。(1)表达法令概念的文字。例如,经过剖析“刑”“法”“律”的字义,调查前期我国法令概念的变迁,并进一步解说古人的赏罚、正义和罪罚观念的变迁;又如,经过剖析“讼”“狱”的字义,提醒前期我国的诉讼观念,具有两造对簿公堂“辩对错、争公正、定罪罚”的特征。(2)表达法令标准、法令观念与法令情感的词语。徐忠明《传统我国村民的法令意识与诉讼心态》一文,霍存福《汉言语的法文明透视》一书,经过细心解读很多成语、格言、谚语、惯用语与歇后语,借以提醒传统我国法令文明的杂乱相貌。这些材料,既表达了精英言语较少触及的法令观念,然后在必定程度上提醒了底层民众法令观念的特别性,也反映了精英与民众相通的法令观念,又阐明晰传统我国法令文明的普遍性。(3)表达律例条文的歌诀。为了便于读者的记诵,在明清时期的律学文献和日用类书中,还呈现了一种对律例进行文学化表达的歌诀。陈锐《清代的法令歌诀探求》、徐子淳《清代律例歌诀探析》,对法令歌诀的文学含义和司法价值,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剖析。这种对律例的文学化表达,当然有其便利记诵的实用价值,但也会产生化约乃至误解律例的坏处,然后使律例失掉精确性。(4)传达法令常识的汉语教材。龚汝富在《明清讼学研讨》中扼要介绍了宋代幼儿识字讲义“四言杂字”的诉讼常识,而徐忠明的《老乞大与朴通事》则全面调查了朝鲜李朝时期汉语教材教授的法令常识。虽然《老乞大》与《朴通事》等教材,仅仅为了满意朝鲜人特别是商人学习汉语的需求,但是它们之所以介绍某些特别的法令常识,明显是因为它们是朝鲜商人来我国交易时有必要具有的专门常识。这意味着,把握这些常识,即能满意在我国游览、日子和交易的需求。研讨这些教材,对咱们了解传统我国法令常识的核心内容与遍及程度,具有极大协助。(5)对司法文书的文体学和修辞学研讨,能够成为法令与文学研讨的另一分支。吴承学《唐代判文文体及源流研讨》、朱洁琳《唐代判词的法令特征与文学特征》、陈锐《唐代判词中的法意、逻辑与修辞》等论文,能够说是研讨这一范畴的先行之作。  上文的整理与评点,仅仅传统我国法令与文学研讨的大致归纳和若干特征。但是,这一大略的线条勾勒,足以阐明,上述研讨课题,对拓宽我国法令文明史的史料规模,更新我国法令文明史的常识视界和研讨办法,皆有非常重要的价值;一起,还能够为咱们更有效地进入前史、感触前史、解说前史,供给一般史料所不具有的协助。另一方面,我国法令史研讨,不只需调查前史我国的法令与实践,还要进一步解说传统我国民众的法令思维、法令观念和法令情感的丰厚意蕴。为此,深化研讨传统我国的法令与文学,会有宽广远景。  (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“经天学者”荣誉教授,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、长江学者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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